语言学研究的语境理论构建

许力生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跨文化交际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语言学中的所有问题几乎都跟语境不无关系。然而，在语言学研究中，语境是一个理论构建，是语言学家从实际情景中抽象出来并确定为语境构成的因素。因此，如何进行语境的理论构建就成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状况和可能取得何种成果。在过去百年的语言学发展过程中，语境的理论构建从完全的"内向"到"内外结合"、再到"以人为本"，极大地拓展了语言学的研究空间，反映了语言学的重要发展趋势。语言学研究在新世纪要有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从相对封闭的、静态的、分类学的、外在的、给定的、与语言相分离和对立的语境构建转向更加开放的、动态的、交互的、内化的、生成的、与语言互嵌的和交错的语境构建。

[关键词] 语言学，语境，理论构建

1. 引言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语言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几乎都跟语境不无关系。尽管长期以来，语言学界对语言本身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语境的关注，过去一个世纪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却显示，企图就语言来研究语言，把语言与外部环境千丝万缕的联系排除开来，最终是行不通的。对语言要有完整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归根结底离不开对语境的把握。

然而，语境并不是只要一伸手就能拿来的现成的东西。在语言学研究中，语境是一个理论构建（theoretical construct），是语言学家从实际情景中抽象出来并确定为语境构成的所有因素 [1](p.572)。也就是说，语境是语言学家的抽象，是成系统的，并非包括任何可能出现的环境因素，所有被语言学家看上去是带有任意性的因素都不在其中。

因此，在语言学中，如何进行语境的理论构建就成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状况和可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从语境构建方式的变化上，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语言学的发展趋向。

2．生就"内向"的语境构建

语境（context） 这一概念虽然由来已久，但在索绪尔建立的现代语言学中，当其被提及时，一般只是用来指称单个语言项目前后毗邻的语音、词或短语，最多不过是指在句子层次上对语词和句子意义有制约作用的所谓上下文，与语言外部环境基本无涉。这样的语境构建可以说是完全"内向"的，涉及范围十分狭窄。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索绪尔从一开始就划分了"语言"、"言语"，划分了语言研究的"内部"、"外部"，并将其研究焦点都锁定在前者。索绪尔做出这样的区分，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学术需要的，并非要把二者完全割裂、对立起来 [2](pp.113-130)。然而，在其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这些划分被绝对化了。在这样的语言观里，只有语言系统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才有研究价值，语言的使用者、语言发生的现实语境都无足轻重。因此，除了语言（形式系统）本身，其余的一切都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

其次，西方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一种观念，即认为语言形式本身才是交际中传达信息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其他一切不过是相伴随的辅助因素。语言形式本身在交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常常被不适当地夸大了，无论什么样的言语交际问题都试图从语言形式上去说明和解释。而语言（尤其是西方语言）本身相对清晰的边界和显著的形式特征也使得研究语言比研究语境看上去更具有今天人们常说的"可操作性"。相比之下，语言之外的语境就显得复杂、不确定、难以把握，所涉及的因素也很多，要进行系统的研究自然难度很大。语境仿佛是语言机器中的"幽灵"，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捉摸 [3](p.2)。

后来，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界掀起的"革命"，在这方面上走得似乎更远。为了达到理论上的彻底性，为了追求超越纯粹描写的理论解释力，他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语言的最中心部分" [4](p.273)，将一切其它因素都排除在外，以使其研究对象尽可能地单纯。因此，他十分强调语言社团的"纯一性"（homogeneity）和语言使用者的"理想化"（idealization），认为只有这样"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才是语言学理论要关注的 [5](p.3)。而这"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 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是"抽象的、与世隔绝的人" [4](p.273)。

按照这样的观点，语言学要研究的是内化在人脑中的语法，用乔姆斯基的话说，是"内化语言"（I-language），而不是社会的、集体的"外在语言"（E-language）。内化语言不是无限多句子的集合，而是能够生成并且只能生成无限多合乎语法句子的能力。在乔姆斯基的理论里，外在语言不过是内化语言的派生物。虽然研究内化语言的证据来自外在语言，但外在语言自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实体。也就是说，研究的对象不是处于现实环境中的语言，而是被彻底地"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语言。

由乔姆斯基所开创的生成语法学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基本上成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流，是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研究语言，完全不考虑语言的社会性，不关心具体的语言运用，一心要使语言学向自然科学、向数学靠拢（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知识差不多就是一个抽象的运算系统）。当然，这样做并非毫无道理。把语境排除之后，对语言的研究就变得相对容易了。二十世纪语言学能在形式研究方面取得空前进展，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在这种形式主义取向的语言学研究中，很少有人关注过语言之外的语境构建问题。相对于语言系统的形式结构，外部语境实在是太复杂纷乱了。虽然也有学者曾尝试过把一些外在语境因素（如背景知识等）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形式化，但这样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

3．"内外结合"的语境构建

对于上述如此"内向"的倾向，有语言学家很早就开始感到不安了，他们开始"向外看"，认为语言现象要以语言之外的因素来说明和解释。虽然这样的主张和努力长时间不为主流语言学界所认同，语境构建问题却日益凸显出来了。

众所周之，是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首创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 概念，超越了语言内部语境的界限，使"语境"包含了与语言相关的外部世界的特征 [6]。后来，弗斯（Firth）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语境理论，他将语言外的情景因素视为与语言内的上下文同等重要，提出意义就是语言成分在具体语境中的功能，而语言学的任务是要把语言中各个有意义的方面与语言外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研究。弗斯明确指出：

人们的话语不能脱离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社会复合体，现代口语的每一段话都应该认为有其发生的背景，都应该与某种一般化的情境上下文中的典型参与者联系起来加以研究。[7](p.226)

弗斯还提出语境是分层次的，最高层次的语境是文化语境（the context of culture），置身其中的语言本身也分为不同层次，每个层次构成其以下层次的语境。这意味着，研究语言中的任何东西都有语境构建的问题，而且一些看上去没有直接影响作用的因素也不能不在考虑之中。

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的语境思想被后来者继承和发展。功能主义取向的语言学研究代表人物韩礼德（Halliday）就将语境定义为"文本在其中展开的整个环境" [8](p.5)，他还试图将情景语境类型化，将情景语境中的种种因素加以抽象、概括，从中归纳出一些数量有限的、独立于具体语境但又为所有语境共有的变量，并研究这些语境变量是如何影响和决定语言使用。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境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构建，被用来描述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和语言体现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内涵十分丰富。

韩礼德等摒弃了那种把语境仅仅视为起辅助作用的背景的传统观念，将其置于跟语言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语境与语言互为前提、相互影响，语境可以影响或决定语言的表达形式，而语言的具体表达形式又能造成特定的语境。他们力图在语境因素与语言形式的选择使用之间建立起（或者是找出）它们一一对应的关系来。他们认为，通过情景语境，可以推测语言的功能，并进而推测语言使用的语义结构。反过来，也可以从语义结构推测到可能的语境。语境的配置同语言的三大功能相对应：语场（field）对应于概念功能，语旨（tenor）对应于人际功能，语式（mode）对应于语篇功能，而这三种功能又分别影响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及物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主位系统（thematic system）和语气系统（mood system）所进行的选择。功能将语境与语言有机地联系起来，而语境与语言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制约、互为前提的对立统一关系 [8] [9]。

此外，一些有着其它学术背景的学者也提出过"内外结合"的语境理论构建。值得一提的是海姆斯（D. Hymes）。他是语言学家，又是人类学家，这使他在看待语言问题时有更宽阔的视野。他不满人类学家较少描述所研究人群的语言行为，也深感语言学家往往只关注抽象的语言结构本身而忽视影响和决定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与那些从语言入手的可称之为"由内向外"的语境构建不同，海姆斯的语境构建方式是 "由外向内"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要理解语境中的语言，其关键是从语境入手，而不是从语言入手" [10](p. xix)。

海姆斯提出语境构成主要有四个方面：情景，即交际发生的具体场合；参与者，包括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交际目标；文本，包括内容、形式、体裁和讯息的发送；以及语用规约，即交际和解释交际行为的社会规约。他将此细分为十几个构成项目，后又归纳为八个大项，并用SPEAKING（言说）一词中的八个字母来分别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姆斯的语境构建中，语言本身也是其中一部分。也就是说，海姆斯是把语言和语境放在一起考察，而不是当作虽有联系但却相互分离的对立物。在他看来，语言和语境的对立是人为的产物，实际上没有脱离语境而存在的语言，也没有与语言无关的语境。尽管他所提出的语境构成基本上属于前面提到的"情景语境"，但却处处与社会文化大背景紧密相连。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文化语境"是通过在场的因素（情景语境）来起作用的。这意味着语境固然可以分出层次，但分析任何层次的语境都不能孤立进行，需要结合起来做。

4．"以人为本"的语境构建

虽然从"内向"走向了"内外结合"，语境构建中似乎还存在某种缺失，语言使用者及其重要作用依然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在此背景下，一些语言学家转而"以人为本"来进行语境的理论构建。语境不再被视为外在于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纯客观的存在，而是交际者带入语言使用之中的一切相关知识和观念。任何客观外在因素，只有进入了语言使用者所拥有的知识或意识之中，才有可能成为特定交际中的语境因素。

有些人主要把语境作为语言使用者所具备的知识来进行描述，并认为这是人们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莱昂斯就曾列举了六种语境知识，基本上都与语言运用适切性有关 [1](p.573)。当然，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涉及的方面比这要多得多。有的学者就提出，语境知识要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语言知识是对所使用语言的掌握和对语言交际上下文的了解，语言外知识则包括背景知识、情景知识、相互知识，其中背景知识不仅有关于特定文化的社会规范和会话规则，还包括百科全书式的常识性知识等等，情景知识涉及交际的时间、地点、主题、正式程度及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相互知识则是指交际双方非但共有某些知识、而且双方都知道对方具备这些知识 [11]（p. 21）。

毫无疑问，天下万事万物都有可能跟语言及其使用发生关系。所以，"百科知识"、"世界知识"都被用来指称语言交际者所需要的语境知识。可是，这样一来，语境的范畴就变得大而无边了。而且，以这样笼统的、包罗万象的、相对静态的和预先给定的语境构建，仍很难解释人们在具体言语交际中到底是如何理解话语的。为此，一些语言学家 "另辟蹊径"，采取了更为动态和开放的方式来进行语境构建。

"语用综观论"的提出者维索尔伦（Verschueren）就是其中之一。他比较强调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认为使用语言不仅是语言成分和语境因素相互适应的过程，也是语言使用者策略性的选择过程。语言使用者在其社会心理机制作用下选择相应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能动地改变或创造语境。变化了的语境进一步激活语言使用者的背景知识，促使其进行新的选择。事实上，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语境的构建也呈动态的发展和变化趋势，语言使用者们不是完全被动地受控于给定的语境，而是能够借助包括语言在内的种种手段生成、改变或选择自己所认为适当的语境。

在维索尔伦看来，语境的根本特征是动态生成性。环境中的各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交际双方相互协调和选择语言使用的过程，交际者具体使用的言语又有着语境提示的作用，传递出一定的语境信息，构成接下去言语交际的背景。语境产生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由不断被激活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并随交际的逐步展开而不断变更和发展。也正因为如此，语言使用者能够在交际过程中迅速转换不同语境框架，这也使得语境显得更加复杂，语言使用者可能常常置身于多重语境中，语境随着语言事件的推进而时不时地改变。

虽然从原则上说世间一切都有可能成为相关的语境因素，但是并非在每一场合都会得以具体实现。如维索尔伦所说：

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种种可能性中，语境是由某种动态过程创造出来的，是由说话人和释话人之间的、与"客观外在"（或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相联系的互动的动态过程创造出来的。这样说来，相关的语境是有边界的，即使这些边界不稳定，而且还具有永久的协商性。这里所面临的挑战是在语言使用的具体实例中找出这些边界，而不是把根据某一事先构想出来的理论模式所划出的边界强加给语境。[12](p.109)

维索尔伦的语境观明确提出了语境框架中交际者的中心地位，强调了语言使用者在语境生成过程中的互动作用，充分认识到言语交际双方互为语境的情况。

同样，"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创始人斯波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也是从语言使用者出发来看待语境和语言使用的相关性的。在他们看来，语境不是外在于交际参与者的客观现实，而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是人脑对外界信息进行内化的结果，称之为"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参与者根据具体需要，从其认知环境（一系列可以显映的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中选择较为相关的内容，临时建构适合于特定交际的语境。这个语境不一定是双方事先知道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生成的。在这里，语境被视为一个心理结构体，而不是交际场合中种种具体可见的客观外在因素 [13](pp.15-16)。

在斯波伯和威尔逊看来，与交际相关的语境并非包罗万象，也不一定依赖当时当地的具体因素，而更多地是被交际者所内化了的那些内容，也就是存在于大脑中的认知语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境不是外在的客观环境，语境是人们头脑所形成的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假设（assumptions）。所以，范•戴克（van Dijk）就说过"语境就在你头脑里"这样的话（context is right in your mind）[14](p.115)。 因此，在具体现场情景因素缺席（如人被关在自己不知为何处的暗室里）的情况下或者所谓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已经内化了的认知语境仍然会发挥作用，成为人们使用与理解语言的依靠。而且，理解话语虽需要语境，但往往只需激活语境中的某些方面就行了，并不一定要调动全部语境知识。

5．语境理论构建中的问题

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会公开否认语境构建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在言语交际中语言事件本身的凸显与语境的相对隐匿，二者之间这种不对称的关系造成了研究上的极大差异。语言因其较为清楚的结构和边界而一直得到多数研究者的关注，有关语言的一切问题都试图在语言内部得到说明与解释，语言被基本上视为一个自足的实体，可以与其环境相分离，孤立地来分析。结果，相对模糊与难以名状的语境被冷落在一边，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语言之外的语境因其本质上的特点，使研究者很难像对语言本身那样对其进行较为精确的形式化处理。这也是长期以来语境理论构建常常只局限在语言内部的原因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守语言内部的做法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内外结合"的语境构建，一改语言学中对语境问题的忽视态度，让语言的外部环境进入了语言研究的视野中心，用功能将语境与语言有机地联系起来，揭示了语境与语言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互为前提的对立统一关系。毫无疑问，这极大地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空间和范围。

不过，即使在功能主义取向的语言研究中，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语言为主、语境为辅的观念和认识，功能时常被视为语言的内在特性，而不是语境对语言作用的结果，语境似乎只是起补充和辅助作用。而且，在对语言功能的认识和把握上依然存在简约化倾向，基于功能的语境构建大多没有充分反映语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也不能体现出语言使用者的能动作用。在方法上还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倾向于将语境与语言配置得一一对应、丝丝入扣，无法不让人怀疑其中会有为了理论的完整与完美而扭曲事实的情形。语言形式与功能的联系、功能与语境的联系毕竟是极为复杂的，决定语言功能及其相应的语言形式的语境因素也是很多的，往往是多个因素的共同起作用的。

与此同时，有一些语言学家似乎热衷于对语境构成进行详尽分类，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包罗万象的语境理论。可是，由于语境本质上的开放性，任何描写与分类法，无论多么全面、精细，都无法穷尽语境的方方面面，都总会有不能归约、难以概括的因素存在。这样的语境构建虽然注意到了语言之外的世界，注意到了语言与世界方方面面的联系，却常常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把世界与语言联系起来的是人，是语言的使用者。语言因为人的使用而存在，所谓语言表达的意义的其实是人的所为的结果，是靠人在语言代码与外在世界之间建立起联系来的。也就是说，语境并不是预先已经给定的，而是在交际过程中由语言使用者的主动选择所生成的，外在世界的方方面面只具有成为语境因素的潜势，而是否实际成为特定语言交际中的具体语境构成，则最终取决于语言使用者。

"以人为本"的语境构建使受结构主义影响而被长期遮蔽的语言使用者及其能动作用得以凸现出来。在通常所说的各种语境因素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正是人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决定了语境的动态变化。在具体的语言交际过程中，外部世界中哪些东西会成为其语境，均取决于人的选择，而不是依据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与言语行为的发生是否相邻。

"以人为本"的语境构建超越了语境/语言的二元对立，将语境与语言事件视为共同构成的一个更大的统一体，认为语境并非先于语言交际过程而存在，而是语境产生于交际开始之时，并在交际过程中不断构建、变换，语境与语言使用互为前提，语言使用本身也能构造语境、说明语境。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境生成的过程，语境的生成是依照是否与语言使用相关来进行的。因此，既不能片面地只关注语言而忽视语境，也不能脱离具体的语言使用来谈论语境及其构成。

也就是说，从语言使用者来看，语言与语境总是统一的，它们相互嵌入，处于互动反射的双向的（bi-directional）关系中 [15](p.31)。这样的语境观对于现有的语言学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这意味着，那种把所谓的语言内外截然划分的做法、以及将语言与语境视为各自独立系统的观点是值得质疑的。

不过，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是复杂而多样的，任何人都不是单面的或一成不变的。"以人为本"的语境构建迄今为止还主要局限在当前语境范围内，不大看重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作用，常常过多地强调人的知识心理与认知语境的趋同和相似，对于影响认知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认知上的社会文化差异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在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同时却很少考虑人的其它方面，还是多少有些把语境中人的因素简单化、理想化的倾向。

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迅速变化，以及人口的加速流动与人们交往与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多样性已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现实，语言也好，文化也好，都持续产生着新的变异，语言所赖以生存的人类社会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语言与语境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那种在封闭社群中的相对简单的、稳定的对应联系了。语言学的语境理论构建不能不面对和反映这样的变化。

6．结语

从完全的"内向"到"内外结合"，再到"以人为本"，语境理论构建在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研究视野的扩展，对原有理论模式的超越，正在成为语言学不可逆转的重要发展趋势。

可是，由于现代语言学传统的巨大惯性，一切以语言（形式系统）为中心的思想仍然很有势力，语境在许多时候还是被置于背景、边缘、从属的地位，语境构建大多还是从语言出发、以语言系统为基准来进行。而且，语境还是常常被视为一个较为封闭的理论构建，对现实语境的开放性、动态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认识不足。与此同时，语言学家们依然习惯于运用他们"驾轻就熟"的那一套研究语言本身的方式方法来研究语境，把语境研究仅仅视为语言研究范畴的简单扩展，而没有充分意识到"范式"（paradigm）转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正因为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使得关于语境的理论似乎还缺乏足够的感召力。

这样的状况要是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语境作为理论构建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语言学研究在新的世纪要有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从相对封闭的、静态的、分类学的、外在的、给定的、与语言相分离和对立的语境构建转向更加开放的、动态的、交互的、内化的、生成的、与语言互嵌的和交错的语境构建。

参考文献

[1] Lyons, J.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Thibault, P. Re-reading Saussure: The dynamics of Signs in Social Life. [M] London: Routledge, 1997.

[3] Dilley, R. (ed) The Problem of Context. [C]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1999.

[4] 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In J. Pride & J. Holmes (eds.)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m. 269-293, 1972.

[5]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65.

[6] Malinowski, B.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A] Supplement to C. K.Ogden &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3.

[7] Firth, J. R.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 [C]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8]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9]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Language, Context,and Text. [M]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 Hymes, D.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11]何兆雄，《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2]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9.

[13] 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6.

[14] 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15] Duranti, A. & Goodwin, Ch. (eds)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Context as a Theoretical Construct in Linguistics

XU Li-sheng   

(Institut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time modern linguistics was founded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distinctions made by Saussure between langue (language system) and parole (actual speech) and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udies of language have long been strictly followed by linguists in their investigation of language. Therefore the focus has almost always been upon language itself as a system of forms, whereas the context in which language is used has often been treated as marginal and supplementary and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mainstream linguistic survey. However,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the last century has clearly indicated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conduct an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language without taking context seriously into consideration.

Context in linguistics is basically a theoretical construct, which often determines what and how much the study can achieve. How to construct context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in linguistic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or so, there have been great changes in the way context is theoretically constructed in linguistics. Context in the eyes of those linguists who look "inwardly" and take language as autonomous is just what language items that occur before and/or after a word, a phrase or a longer utterance. Obviously, context in this sense is too narrow to contribute powerfully to studying language and therefore it has been questioned by many other linguists, especially those whose studies are functionally oriented. In their studies, context is employed to refer to the broader social situation in which language is used and considered as an essential factor that can decide how language works and what it does. This extended view of context has placed context in a position as equally important as that of language and attempted to establish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ntextual factors and language items and their uses, emphasizing their interdependence upon each other. However, as context has became a very complex and global concept involving more and more in the world, the language user seems to have been somewhat obscured and his importance underestimated. New approaches to context have been put forward to fully recognize the central roles played by the language user and to view context mainly as the result of the efforts of the language user in communication instead of outward situation independent of the language user. In a sense, context constructed in this way, with the language user foregrounded, is rather cognitive and assumptive than real and autonomous, and it may be able to better account for what is happening when language is used in human communication.

In a word, context should not be constructed as closed, static, objectively existing, given, and separate from and opposite to language, but as more open, dynamic, interactive, internalized by the user, generated and constantly changed, and inserted into language and its use inseparable from it. The changes in the way context is theoretically constructed reflect the irreversible tendency of lingu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hich may bring about some breakthrough in linguistic study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ny linguist who does not want to miss the chance of making it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this. 

Key words: linguistics, context, theoretical construct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