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篇对比的问题分析

许力生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单位越来越多地从句子扩展到语篇，近些年来跨文化的语篇对比有了很大的发展。本文作者在文章中对目前语篇对比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语篇不是句子的放大和延伸，其情况要复杂得多，不能简单地套用分析和对比句子及其它语言单位的方法与路径来分析和对比语篇，因为，相比之下，语篇更多地受制于其产生和使用的语境，而且语篇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由语言系统的差异所造成，也基本不反映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 尽管语篇的具体构成状况与所用语言的特点多少有一些关系。

    【关键词】语篇；语境；对比分析

Abstract: As discourse, instead of sentence, is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the basic unit in linguistic studies, cross-cultural contrastive discourse analysis has greatly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questions some of hypotheses and practices that have been popular in contrastive discourse analysis. It argues that discourse is not just a unit larger than sentence but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 many aspects. As a matter of fact, discourse is far more complicated and context-dependent than sentence in its production and use and what actually distinguish discourses are not necessarily what distinguish languages. Therefore, discourses should not be approached and contrasted in the same way as sentences are.

    Key words: discourse; context; contrastive analysis

1. 导言

对于超越句子层次的语篇的系统研究，在语言学界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对语篇研究的重视，说明语言学家的视野正在扩展。然而，我们注意到，研究的对象变了，研究的基本路径却不大有根本性的改变，许多时候语篇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被当成了句子的放大和延伸，继续套用分析和对比句子的方法来分析和对比语篇。

事实上，语篇不仅是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a unit of language above sentence），更是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use）。语篇是在语境中、在特定社会文化中的语言运用。我们不是不可以象分析句子那样去分析语篇的组织构造，但这种分析绝对不能脱离语篇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语篇的形成，有一定的规律；语篇的样式，有其自己的特征。这些规律和特征与社会文化语境的方方面面有着十分密切但又不那么显而易见的联系。目前语篇对比研究中还存在的不少问题，而且往往都与对语境的忽视有关。本文将探讨其中一些问题，希望能对改善和推动语篇的跨文化对比研究有所帮助。

2. 过度概括和先入为主的问题

语篇不是句子杂乱无章的堆砌，尤其是书面语篇，在其组织结构上都是很有讲究的。在这个方面，不同文化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对语篇构建模式进行跨文化的对比分析，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Kaplan开始就一直是语篇对比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Kaplan[10]根据他所收集的外国学生用英语写的作文，对其文章中段落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分出了五种不同的段落发展类型，并分别与具有不同母语背景的五组学生相关联。由此，他认为，英语的语篇组织结构具有直线发展的特点，其段落通常由主题句（topic sentence）直截了当地点明段落的中心思想，以后各句进而将其充分展开、说明，最后收尾。闪族语语篇的发展呈平行型，篇章组织主要采用一系列复杂的平行发展结构。包括汉语在内的东方语言的行文方式则往往是螺旋型，对其主题不是直接陈述和论证，而是"拐弯抹角"地从不同方面迂回地进行阐述。而罗曼语系的语言（如法语、西班牙语等）和俄语则有些相似，其语篇模式多呈"曲折"型，在篇章发展过程一般都会包括一些偏离主题的内容，只是俄语在转题和分岔时似乎更为自由。

Kaplan这样对不同语言的语篇构建进行定型，固然简明扼要、生动形象，但也如后来被人批评的那样，有严重的过度概括 (overgeneralization) 问题存在。比如，Kaplan将汉语语段发展模式视为螺旋式，虽有不少研究的结果程度不同地支持了他的观点，可也不乏相反的意见和例证。如Mohan和Lo[13]考察了现代汉语和英语的情况，认为汉语与英语的写作其实并无显著差异，同样都推崇直接表达的方式。 许力生和李广才[19]也曾做过汉英语篇的对比分析，发现在当代汉语语篇中，Kaplan所区分的直线模式和非直线（螺旋）模式都不乏其例，二者似乎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究竟谁占主导地位还很难下结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相互矛盾的情况，跟研究中的过度概括倾向不无关系。语篇对比往往简单地将语篇和所使用的语言等同起来，将语篇对比的基础建立在语言的不同之上，倾向于认为一种语言中必有一种固定不变的主流语篇模式，却没有对语篇之间、尤其是用同一语言写就的语篇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给予足够重视。

同样，对Kaplan将英语看作直线发展模式的观点，有些学者（如Matalene[12]）也提出批评，认为带有较浓厚的先入为主的"英语中心主义"倾向。实际上，其它语言的使用者可能也会认为自己母语的篇章发展模式是直线型的。例如，对英法医学论文语篇结构的对比分析显示，在描述病情发展过程时，英语论文一般会按时间顺序描述几种病情症状的发展变化，而法语论文则倾向于将几种症状分别从头到尾描述，并且可能在描述某个症状发展过程时顺带提出对其发展趋势的推测。说法语的人会认为这样做最自然不过了，但在英语国家的人看来，这样的描述是曲折型的，加进了一些不必要的插曲。可是，英语论文的描述在法国人看来也不是直线型的，因为几种症状同时交叉描述，犹如由几股绳索扭在一起，有可能让不习惯这种方式的人难以理清头绪（参见许余龙[20]）。

针对Kaplan的观点， Young [15][16] 根据自己所做的调查研究指出，西方学者有时并没有真正理解东方人的思辨方式。英美人一般是先表明自己立场观点，然后再加以论证，遵循的是"论点往何处去"（where the argument is going）的方式；而中国人常常是先摆事实、讲理由，然后再得出结论，遵循的是"论点从何处来"（where the argument is coming from）的方式。英美人时常认为中国人讲话不着边际、不可理喻（inscrutable），其实是他们不了解东方人的思辨方式。

Scollon & Scollon[14]则认为，汉英语篇之间之所以有差异，主要是因为它们分别倾向于采用归纳式的和演绎式的话语模式。在归纳的话语模式中，说话者在得出某个特定结论之前要充分说明多方面的原因，并通过详述论据来试探听话者对话题的潜在接受程度，直到认为合适的时候方引入话题；而在演绎的话语模式中，话题是在说话之初就引入的，以此来使后面的一系列支撑性论据显现出清晰的关联性。而Hinds[9]却提出，的确存在于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东方写作方式，但这既不是归纳式的，也不是演绎式的，而是他称之为的"半归纳式"（quasi-inductive），在这种写作方式中，话题的引出常常隐藏在语段之中某处，而不是出现在语段开头或结尾之处。

"论点往何处去"和 "论点从何处来"也好，归纳式（或者半归纳式）和推理式也好，究竟何为直线发展模式，何为非直线发展模式，其实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将它们分别对应于特定语言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对于同一类语言现象， 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局内人"（insiders）和"局外人"（outsiders）的阐释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Kaplan的母语是英语，他对其它语言的概括仅以外国学生用英文写成的习作为材料，只是局外人的看法，难免偏颇与误解。如李战子[18]就指出，当年Kaplan论文并非完全客观地指出语言之间的差异，而是隐含着不少带有相当片面性的价值判断。

然而，就是这样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定型，却常常成了许多语篇对比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尽管在语料选择和分析方法上比起Kaplan那时候有了很大改进，由此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却依然免不了过度概括和先入为主的嫌疑。

3．语篇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现在的语篇对比研究一般都赞同Kaplan从一开始就提出的观点，认为语篇的构建模式在世界各地并非普遍一致的，而是具有语言与文化的特殊性，随语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人们似乎也顺理成章地认为，语篇与语篇使用的语言及其相关文化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固的对应关系。

可是，语篇状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对此产生质疑。Scollon & Scollon在讨论归纳式和推理式话语模式时就指出："...这两种话语模式没有天生固定的西方或亚洲模式之说，因为据我们所知，两种模式在所有的社会都有使用" [14]（p.75）。换句话说，语篇模式与特定语言或文化（即通常说的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等等）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联系。 比如，即使在西方，人们也并非一直都推崇话题先行的模式。在中世纪，比较常用的表达模式是极具归纳性的，一个人会先提及所有可能与自己观点对立的人的意见，然后转向陈述支持自己论点的论据，而直到最后才说出自己的结论[14](p.99)。而话题先行的演绎性模式只是在启蒙运动以后，随着理性主义、实用主义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才为人们所认同的，在政治、商务、教育、学术研究等许多领域被当作最自然的交际方式。 

我们知道， Hinds [9]提出过用作者责任型语言/读者责任型语言的区分来解释语篇对比中发现的差异。他认为，讨论语篇构建，必须考虑读者与作者的相关责任问题（relative reader/writer responsibility），也就是读者与作者在语篇交际过程中对意义的传达和理解各负多少责任的问题。按照这样的区分，Hinds认为英语是作者责任型，日语是读者责任型，而汉语正处于从读者责任型朝着作者责任型方向变化的过渡阶段。

象这样拿语言的所谓不同来解释语篇的不同，尽管已成为比较通行的做法，其实是很成问题的。语篇构建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和类型，主要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关，而不是与特定语言有关，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汉语正在从读者责任型过渡到作者责任型。 如果说确有Hinds所认为的作者责任型和读者责任型的语言区分，原因恐怕也不在语言本身的差别，而是与Hall[6]所说的高语境 (high-context) 交际文化与低语境 (low-context) 交际文化的差异分不开。在高语境交际文化中，意义的传达更多地依靠语境和读者的"意会"，作者用不着把什么都说出来、说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Kaplan阅读古汉语文章时会感到吃惊，认为作者没有尽到把自己要表达的意思说明白的责任。而在低语境交际文化中，意义主要由语码来负载，作者自然要承担较多的责任。要说今天的汉语正在从读者责任型过渡到作者责任型，那只能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高语境交际文化向低语境文化过渡，而不是汉语本身发生了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同样，今天的汉语语篇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象Kaplan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八股文"的模式，那要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文化观念上与"八股文"盛行时代的中国社会有多少相同之处。与其说"八股文"的模式与汉语语言有什么根本联系，不如说它与特定的文化观念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从语法上看，一种语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可能没有什么改变，但只要文化上有改变，这种语言的实际使用方式就一定会有变化。其实，有些时候，正是通过改变语言使用的方式而不是改变语言本身，我们使文化至少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也许正因为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这一点，语篇对比研究现在强调以语篇类型（genres）作为对比研究中可比性的基础，不再象Ostler（1987）那样将学生水平测试的写作与正式发表的文章片断进行对比。注意语篇类型的做法固然比过去不分类型有了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可比性，但仍有不可忽视的问题存在，对此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

从根本上说，语篇的构建方式与所使用的语言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同一语篇模式在不同语言中的实现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决定语篇构建方式的是文化，是基本文化观念与价值，包括如何看待外部客观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决定文化基本特质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会构建出什么样的语篇来。但是，如Scollon & Scollon[14]所指出，以"东方"、"西方"或不同民族为基本单位所划分的文化群体过于庞大，很难避免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的问题，而每种文化的内部都会存在许多差异， 有必要进行更加具体、细致的分析。

在这里， Scollon & Scollon[14]提出的话语分析法值得一提，对语篇的跨文化对比研究不乏启示意义。他们主张不以语言系统而以话语系统（discourse systems）为基本单位来分析文化差异，认为每种话语系统都有各自的文化观念，有一套受制于其文化观念的话语模式，而一些话语系统会跨越民族与地域的界限，在传统意义上的不同社会与文化中都能找到。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先入为主地单纯以地域、国家、民族或语言来划分文化，而应当更多地考虑每个地区、国家、民族或语言内部话语系统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地区、国家、民族或语言之间某些话语系统的共享状况。

语言对比到了语篇层次，原有的以民族语言作为其对比基础的做法恐怕已经很难成立。如果还要进一步将语言与特定的文化一一对应地联系起来，就更成问题了。当对比进入到语篇、语用这样的层次，即从比较两种语言的内部变成了比较两种语言的外部或者说是内部与外部的联系，情况复杂多了。实际上，一些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语篇之间的相似之处可能明显大于用同一语言写成的语篇之间的相似之处，某些同一语言语篇之间的差异也不一定会小于与另外一种语言语篇之间的差异。跟不同人群之间相对隔绝、相对分离的过去不同，在今天的世界上，文化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话语方式（即语言的运用）上，而不是在语言本身。不同语篇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由他们各自使用的语言的内部特点所决定。无论使用那种语言，直接或间接的表述方式，归纳或演绎式的语篇模式，甚至采取"八股文"起承转合套路，似乎都是可能的。语篇差异与使用语言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语篇层面的跨文化对比应当建立在话语系统的而不是语言系统的基础上。

4. 对比研究中的语境问题

语篇构建模式实际上是人们在特定文化的具体语境中使用语言完成其交际任务的习惯性方式和程序。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制造、使用的语篇会有所不同，因为不同语篇建构的是不同的个人经验和社会文化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语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和社会关系的结构所决定，同时又反过来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和作用。

可是，长期以来，语境问题在语篇对比研究中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习惯将语篇看做独立存在的分析对象，忘记了它们实际上是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之中的。当我们选取语料来做对比分析时，实际上就已经把语料从其存在的语境中抽取了出来，作者、读者、时间、场景、写作目的、与其它语篇的关联等等影响语篇构建和面貌的因素，都很少进入我们视野，语篇成了孤零零的、可以单独进行剖析的客观存在，静待我们去分析、去发现。

应当认识到，语篇之间的差异远远不只是与所使用的语言本身有关。诚然，汉语语篇是用汉语写成的，英语语篇是用英语写成的，两种语言系统的内部构造差异是多层面的，不会不影响实际完成的语篇的面貌。然而，我们还不能忘记，具体语篇产生和使用的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是不同的，具体语篇的制造者（作者）和语篇的实际的和潜在的消费者（读者）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不同语篇各自的特征与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是由语境的不同所导致的，任何语境上的变化都有可能对语篇的构建方式和实际面貌产生影响。

语境问题之所以需要特别强调，是因为在语篇对比研究中，可以直接看到的，易于进行统计和分析的只是语篇中的显性特征，这让我们很容易忽视或忘记语篇内外隐而不显、但却对语篇构建十分重要的因素。

以语篇研究中讨论较多的衔接与连贯为例。自Halliday & Hasan[7]提出衔接理论以来，语篇对比几乎都要涉及衔接方面的对比。 尽管Halliday & Hasan的理论基本上是以英语语篇研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们所论述的也只是替代、省略、连接、词汇衔接等几种较为明显的衔接类型，后来的衔接对比大多仍然以其为主要依据去描写和解释不同语言语篇之间的异同。 而语篇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连贯，实际上对语境有很大的依赖性。有些学者（如胡壮麟[17]）提出语篇连贯涉及多层次，并认为社会符号层因素对语篇连贯有重要作用。我们知道，表面上看着不衔接或毫无衔接特征的语篇仍可依靠特定的语境而形成自身的连贯。语篇通常是针对特定情形和事态而构建的，有其特定的读者对象的和特定的交际目的。抛开这些，孤立地分析语篇本身，只考察语篇中的显性特征（何况在英语中比较突出的这些特征到了另外的语言中很可能就隐而不显了），这样的分析能有多大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不同文化对语篇连贯会有不同的期待与理解。语篇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为实现连贯而使用的衔接手段和方式上，同时也可能存在于对连贯的期待与理解。怎样才算连贯，连贯程度如何，不同文化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认识。

例如，Dissanayake[4]曾指出，印度文化就有着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思维逻辑。跟西方的传统逻辑不一样，印度的逻辑不主张相互排斥的二元对立，不认为一个事物非此即彼，而是承认价值的相对性，认为每个事物尽管有其自己的真实，但其真实是相对的，有限制的，只是众多变化不定的经验形式中的一个而已。超越经验层面，一个事物不是非此即彼，而是非此非彼或者即此即彼。即使在经验层面，印度人也不愿意将彼与此视为相互排斥的对立物，而倾向于将它们视为由一系列中间地带及过程相联系，二者之间没有可以截然区分的边界。印度与西方在逻辑上的这种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自语篇构建上的特有方式。因此，当印度人使用英语与西方人交流时，西方人常常抱怨印度人说话缺乏逻辑性，以至于指责他们思维紊乱，头脑不清。其实，原因在于西方人拿自己的逻辑为基准去判断和衡量其它文化的言语行为。

对于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到的对比研究中语篇类型问题，语境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现在强调以语篇类型作为对比研究中可比性的基础，而且类型的区分也日趋细化，如学术写作中区分了研究论文和科研资助申请，新闻写作中区分了新闻报道和社论，商务函件写作中区分了书信与传真，等等。毫无疑义，这对于克服语篇对比中的简约化倾向是有好处的。然而，目前对语篇类型的划分本身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在语言学界，一般认为社会交际目的是界定和区分语篇类型的最主要因素，语篇类型是人们用语篇来做事而逐渐形成的典型化社会行为，是人们使用语言以达到特定社会目的的有步骤的活动类型。然而，近年来的有关研究显示，语篇类型的情况比以往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仅用社会交际目的来划分语篇类型是不够的，语篇类型的形式结构也远不象有些学者所想的那么容易预测。对语篇类型的划分应当考虑多种多样的因素，也就是说，语篇类型是"多面"（multi-faced）的，我们不能只看其中一个维度。而且，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常见的"语篇类型侵殖"（genre colonization）现象也冲击着原有的语篇类型划分，使准确判定特定语篇的类型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研究语篇类型的原型性（prototypicality）和共性的同时，对于语篇类型的多样性、灵活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都应该有足够的认识。

例如，不同的语篇类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有的是超越特定语言的，有的则与特定语言关系较密切。因此，选择不同的语篇类型进行跨语言对比，得到的分析结果很可能大相径庭，而用这分析结果去进一步推论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如Kaplan等曾经做过的那样），似乎就更成问题了。比如，在使用不同语言写成的学术文章中，自然科学论文可能会呈现较多的跨语言共性，而人文学科一些论文的特点则有可能与特定语言关系相对密切。忽视语篇类型之间的差异，即使我们所对比的语篇是属于人们通常认为的同一类型，对比的结果和结论反映的却有可能是不同的东西，很难将之进一步推广到更大的范围。

我们现在更加需要注意的是隐藏在可比性之下的那些影响对比研究的因素。表面上看来具有可比性有时候会掩盖一些重要的文化差异。有多少语篇类型，有些什么样的语篇类型，这主要取决于语篇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取决于其社会构造的状况，包括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化程度。不同语言中看似相同的语篇类型，其社会文化功能也许不完全相同，在各自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也可能不一样。例如，Coe和胡曙中[3]曾经对比过汉语报刊和英语报刊的社论，并试图以此来验证有关英语线性结构和汉语螺旋型结构的假设。可是，他们所选的语料来自英文的《前卫报》和汉语的《中央日报》（国民党机关报），而两种报刊在各自社会中的地位与扮演的角色是很不相同的，它们各自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是不一样的，面对的也是不同的读者群。忽略这些重要的差异，而将它们的社论一视同仁，看成是完全一样的语篇类型，应该说是值得怀疑的。认识不到在不同语言中语篇类型系统（用Scollon & Scollon的话说就是话语系统）构成上的差异，语篇的跨文化对比就有可能只停留在表面的可比性上。

5. 结语

   Gumperz[5]曾指出，随着生产方式的急剧变化和人口移动的加速，在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中，多样性已成为普遍现实，民族文化早已不是同质的了，民族语言的界限也越来越多地被逾越。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之间可能会有深刻的文化差异，而说不同语言的人之间有可能共享同一种文化(p.376-377)。这种情况的出现对跨文化语篇对比分析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对比分析从句子层面延伸到语篇层面时，语言运用与文化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复杂。语篇不是句子的放大和延伸，其情况要复杂得多，不能简单地套用分析和对比句子及其它语言单位的方法与路径来分析和对比语篇，因为，相比之下，语篇更多地受制于其产生和使用的语境，而且语篇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由语言系统的差异所造成的，语篇的构建方式与所使用的语言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目前语篇对比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是值得质疑的。

我们强调，语篇的跨文化对比研究需要突破其原有研究视野的局限，超越对语言和文化的传统定型，更多地把语篇放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增加对比过程中跨语言与跨文化的互为参照。应该说，这是语篇研究的发展方向，更是以研究使用中的语言为主要任务的语言学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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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