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论说文语篇的修辞模式对比

许力生  李广才

[摘要] 为进一步检验Kaplan（1966）有关汉语（东方语言）与英语修辞模式差异的论断，我们进行了一项汉语和英语论说文语篇修辞模式的对比研究。该研究选取了千字左右的汉英论说文各八篇，按文章的话题相似性分成八组，对其主位推进程序、语义衔接、语段发展方式等一一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汉语和英语论说文语篇在上述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但两种语言中（尤其是汉语中）修辞模式的状况比Kaplan所认为的更复杂、多样。

[关键词] 语篇，修辞结构，论说文, 对比分析

Abstract：In order to further test Kaplan's (1966) views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English rhetorical patterns, a contrastive study of argumentative tex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has been conducted. Eight Chinese and eight English argumentative texts were chosen and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y of their topics. They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in thematic progression, semantic cohesion, as well as paragraph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all those aspects and, at the same time, suggest that rhetorical patterns in the two languages (particularly in Chinese) seem to be more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than what Kaplan has thought.

 Key Words：discourse, rhetorical patterns, argumentative texts, contrastive analysis

1引言

众所周知, 对比修辞 研究的开创人Kaplan提出，语篇的修辞模式具有语言与文化的特殊性（language and culture specific）， 修辞随语言、文化以及文化阶段的不同而不同[1]。他认为，语篇修辞上的差异可以反映出在不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写作传统[2](pp.9-10)。因此, 对比修辞不仅是跨语言的、更是跨文化的对比[3](p.285)。

对于对比修辞研究，Kaplan最大的影响恐怕要数他对英语、闪语、东方语言、罗曼语、俄语等语言不同语篇修辞模式所做的概括[1]。 后来的学者们就Kaplan的这些论断做过不少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结果却不尽相同。大多数研究结果不同程度地支持了Kaplan的观点，如Kobayashi[4], Regent[5], Clyne [6][7],  Matalene [8], Ostler[9],  Hinds[10] [11], Reppen & Grabe[12], Coe & 胡曙中[13], 胡曙中[14]等；但有的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如 Mohan 和 Lo  在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进行一系列研究后认为，Kaplan 的观点并不成立，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语篇修辞模式实际上非常近似[15]。还有一些研究者, 如Taylor & Chen,则认为情况比较复杂，Kaplan的概括过于笼统，忽视了同一语言文化内部的差异 [16]。

对于这一争议颇大的问题，显然很有继续深入探索的必要。而且, 如Conner所指出，虽然对比修辞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近些年来也有较大发展, 但就语言中的每种具体体裁类型而言，专门的研究仍嫌不足 [17]。在汉英对比方面，情况更是如此。

本文将报告我们所进行的一项汉英语篇修辞模式的对比分析，以求能对揭示两种语言在语篇层面上的异同有所贡献，并进一步检验Kaplan及其它学者的观点。我们还将依据自己所进行的调查与分析，就跨文化语篇对比研究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2对比分析

2．1 语料

我们的研究采用了论说文作为语料来进行对比分析。在此类的汉英语篇对比研究中，对比分析的已经有学术文章（Taylor & Chen[15], 胡曙中 [14]），描写和说明文（Mohan and Lo [15], 胡曙中[14]），记叙文（王墨希、李津 [18]）等。而对论说文做系统分析对比的还比较少见。Coe和胡曙中[13]对英语和汉语报刊社论进行过对比，但社论只是论说文中的一种。 而论说文类型多种多样，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应用广泛。

Hartmann 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文章特点将可用于语篇对比的对应语料分为三类：A. 翻译的对应语料；B. 改写的对应语料; C. 语域对应语料 [19]。翻译文章和改写的文章在结构上难以摆脱源语言影响，都不太适合语篇修辞结构的对比分析。因此，本研究选取C类语料作为研究对象，即对比的语料在语域诸方面（包括题材、文体、使用范围等）、尤其是篇章类型（即体裁）方面较为接近。

为了减少所比语料的话题差异和内容量多少给对比带来的影响，以保证对比语料之间有更大的可比性，我们从中外书籍教材及报刊杂志中先较为随机地选取不同题材﹑千字左右的汉语论说文八篇，然后再选取跟汉语语料题材对应相似﹑长度相当的英语论说文八篇。文章语言一般都比较正式。选中的八篇汉语文章和八篇英语文章被分别标以C1，C2 ... C8 与E1，E2 ... E8。标号中数字相同的汉英文章在主题上有一定的对应相似性。①

2．2 分析过程和结果

   我们的研究分析对比了汉英论说文的衔接手段和语段发展模式, 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决定语篇修辞结构构成状况的主要因素。具体的研究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分析并比较汉英文章中的结构性衔接（主位推进程序）和非结构性衔接（语义衔接），计算它们在所选语料中的使用频率，找出这两种语言在语篇连贯形成上的异同。第二步，分析所选汉英语料中的语段发展模式，看文章作者是如何将一组概念和命题辍合成篇章段落的，以进一步检验Kaplan的"直线型-螺旋型"对立在汉英论说文之间是否存在。

2．2．1 衔接对比

    结构性衔接

我们主要分析了所选语料的主位推进程序, 即在篇章段落中相连句子的主述位结构的组合方式。 van Dijk [20]、 Newsham [21]、 黄国文 [22]、胡壮麟 [23]等对主位推进程序都有很好的总结。本研究主要采用黄国文的六类型主位推进程序，因为其划分较为细致，有利于揭示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为了使其名称能更准确地反映推进程序的特点，本研究中将原来的平行型改称发散型，将原来的并列型改称平行型。 

这六种类型是： 1）发散型， 即以首句的主位为出发点，以后各句均以此句主位为主位，分别引出不同的述位； 2）延续型，即首句的述位或述位的一部分做次句的主位，这个主位又有其新的述位，该述位又成为下一句的主位，如此延续下去； 3）集中型， 即在首句主位与述位之后，以下各句分别有各自新的主位，但其述位都与首句述位或述位的一部分基本相同；4）交叉型，首句的主位成为次句的述位，次句的主位成为第三句的述位，第三句的主位又成为第四句的述位，如此交叉发展下去； 5）平行型，即第一、三、五······句的主位相同，二、四、六······句的主位相同； 6）派生型，即首句之后各句的主位均从首句述位的某部分派生出来。

[1]

我们从所选汉英语料中各随机选取十五个较长的段落，并分析了它们的主位推进程序(见表1), 并统计了主位推进程序各种类型的出现次数(结果见表2)。

表1: 主位推进程序在所选语料中的分布

表2: 各类主位推进程序在所选语料中出现次数统计

    非结构性衔接

按照Halliday和 Hasan提出的观点，在语篇中的非结构性衔接特征、即具有语义衔接作用的语法与词汇手段共分为五类，即：照应(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连接(conjunction)以及词汇性衔接(lexical cohesion)。以上各类又分别包括一些小类，如照应包括人称照应、指示照应和比较照应；替代包括名词性替代、动词性替代和小句性替代；省略包括名词性省略、动词性省略和小句性省略；连接包括递进、条件、时间等；词汇性衔接包括同现和搭配等[24][25]。

对英汉语中五种衔接手段的使用情况，Tsao [26]、朱永生等 [27]曾进行过一些对比。在本研究所选的汉语和英语语料中，上述五种衔接手段及其小类基本都可以找到，但有时需要花费很大精力。这至少说明，这些衔接手段在汉语和英语中使用的频率不同。为了取得语篇连贯，汉语更经常重复原词，并同时较多使用省略，而英语中照应则用得最多。

表3 和表4分别显示了语义衔接小类在汉英语料中的分布情况, 表5则是我们统计本研

究全部所选语料中上述各类衔接出现次数的结果。

表3: 语义衔接小类在汉语语料中的分布

表4: 语义衔接小类在英语语料中的分布

表5: 汉英语料中各类衔接出现次数统计

2.2.2   语段发展模式对比

Kaplan认为，包括汉语在内的东方语言的语段发展模式是不断扩展的螺线型(circular/spiral)，弧线围绕着主题，却不直接触及主题，而是从各个角度间接地进行表述和论说，往往到最后才点明主题。与此相反，英语语段呈直线形式(linear)发展，语段多以主题句开始，主题句提出本段的中心内容，后接辅助句，逐步展开，说明主题句的具体内容，其间不附加其他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 [1](p.1)。

在Kaplan之后, Scollon [28]、Matalene [8]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例如, Matalene发现, 在中国学生写的英语文章中, 论题的出现往往被推后, 作者倾向于间接地而非直接地表述观点。可是，同样是研究中国学生英文写作的Mohan和Lo却持完全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的汉语教学中，受推崇的都是直接的而非间接的写作方式，因此，汉语的语篇组织模式实际上与英语没有明显的差异 [15]。

为了进一步检验Kaplan等的论断在汉英说论文中是否成立，我们在本研究中分析了所选语料中的绝大多数段落（极短段落除外）。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之所以将语段发展模式分为直线与非直线两类，而没有采用Kaplan所提出的直线型、螺线型，是因为语料中的非直线发展模式似乎并不都是螺线型。

对我们语料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6：

表6: 汉英语料中语段发展模式类型统计

3 讨论  

从我们所做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汉语和英语的论说文语篇在以上几个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在主位推进程序方面，汉语与英语的差异似乎主要表现在前两种类型（发散型、延续型）上。所选英语段落中发散型占了绝对多数, 而发散型可以看成一种直线推进方式，这是因为此种类型的特征就是由第一句的主位为基点，以下各句均以此主位为主位，分别引出不同述位，即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同一主位加以阐述、发挥。下面就是一个发散型的英语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发散型在我们汉语语料的所选段落中也占了将近三分之一。不过，在汉语段落中，最多的还是延续型主位推进程序，占了将近一半。延续型是以第一句的述位或述位的一部分为第二句的主位，而第二句的述位又充当下一句的主位，如此延续下去。这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修辞方式的"顶真"。

 在语义衔接方面，英语语料中较多地使用照应，而且主要是名词照应；汉语语料则更多地使用重复和省略。但这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在有的汉语文章（如C6）中，名词照应比有的英语文章 (如E4) 用得还多。 不过，汉语语料中名词照应出现最多的一篇（20次）也远远低于英语语料的平均数（41次）。

相比之下, 在替代方面，汉英语料之间的差异似乎不那么明显。已有的一些研究（左岩

[29]；朱永生等 [27]）认为，汉语中替代出现的频率一般低于英语。但是，在我们的汉语语料中, 替代出现的频率反而比英语语料更高。据我们分析，这大概与我们的语料都是相对正式的论说文有关。如果语料较为口语化，情况很可能就会不一样。这表明语料的体裁与正式程度跟某些语义衔接手段的使用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另外, 汉语语料中篇篇都有名词省略的情况， 最多的一篇（C2）高达九次，而动词和小句省略却很罕见。英语语料中有将近一半的篇章没有出现名词省略，动词和小句省略的情况虽然多一些，但似乎集中于某些文章中（尤其是E5, 这也是使用各种省略最多的一篇）， 有的文章中则几乎任何省略都见不到（如E3）。看来，有些语义衔接手段的使用会因具体文章的不同而显著不同。

总的来说，语义衔接的这些差别跟汉语和英语各自的词法、句法特点可以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按照有些学者（如连淑能 [30]）的观点，英语是以形合为主的语言，语法关系较为严谨，讲究句子结构完整，经常充当句子主语的名词很难被省略；而汉语则是以意合为主的语言，能够达意即可，不求结构上的完整，有时甚至不考虑逻辑。也正因为缺少英语中那些形合手段（如时态或情态标记等），汉语中要省略谓语动词也比英语困难多了。

 在语段发展模式上，英语语料中的段落绝大多数是直线发展的，非直线发展的只占总数的极小部分（约15%）。八个篇章中有半数全部段落均采用直线发展模式，即使是采用非直线模式最多的 (E4和E7) 也只各占其段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下就是一个非直线发展的英语段落：

       Now who wrote that? Perhaps you say Hitler, or Coebbels, or one of our local anti-Semites? No, it was written by Saint John Chrysostom,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 Saint John Chrysostom, as you know, gave us the first liturgy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still used in the Orthodox churches today. From it all services of the Holy Communion derive. Episcopalians will recognize him also as the author of that exalted prayer that closes the office of both matins and evensong in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I include this incident o show how complex the problem is. Religious people are by no means necessarily free from prejudice. In this regard be patient even with our saints.(Para. 6, E6)

有趣的是，在汉语语料中，八篇文章篇篇都是既使用了直线模式﹑也使用了非直线模式。其中有五篇中直线模式占了一半或将近一半, 还有一篇甚至多数段落都是直线模式，。但是，汉语篇章中没有一篇是全部使用直线模式，也没有一篇是全部使用非直线模式。所分析的全部汉语段落中，直线模式和非直线模式各占总数的一半。以下就是一个直线发展的汉语段落：

       社会需要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同样需要社会的支持。法律援助表现为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免费为经济困难的人提供法律服务。现在情况是，由于许多地方没有拨法律援助经费，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不仅免费为经济困难的人提供法律帮助，还要承担交通费、住宿费等办案开支。由于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人多，光靠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显然不堪重负。法律援助实质上是政府行为，是一项社会保障工程，需要各级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否则，这项工程便不能长久，更谈不上发展了。 (Para. 4, C4)

以上结果仅能部分支持Kaplan对汉英语篇修辞模式所做的论断。也就是说，从汉英论说文方面看，Kaplan关于英语语篇修辞模式的观点基本成立，而他关于汉语（即东方语言）的观点则未免有些绝对和简单化。

相比之下，汉语的语篇修辞模式在整体上的确有异于英语，没有那么直接，迂回的地方明显要多一些。这种情况应该说跟汉语的句式组织结构特点有一定关系，汉语的复句就常采用迂回的编码方式，即暂时偏离基本意图，待原因﹑时间﹑方式﹑条件﹑让步等提供之后再转到基本意图上。

但是，汉语和英语之间在这方面似乎也不象Kaplan 所认为的那么迥然相异。在当代汉语中，直线模式和非直线模式究竟谁占主导地位,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才能下定论。从我们的研究结果看， 二者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 不过，结合汉语其它方面的特点（包括前面提到的主位推进模式）来考虑，迂回的、间接的表述方式在总体上可能略占优势。

    对于汉英之间存在的这样一些差异，学者们有过各不相同的概括与解释。Scollon & Scollon等认为, 差异来自两种语言采用的推理模式不同。在他们看来，汉语主要采用归纳式的推理，而英语主要采用演绎式的推理。归纳就是先提出次要论点，然后再从中推出主要论点。归纳的结构可示意如下："因为A，因为B，因为C，所以D"[28](p.74）。演绎是先提出主要论点，然后接下去提供次要的或支持论证。这两种模式在不同语言文化中虽然都能见到，但其分布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有的学者观点不甚相同。例如，Hinds就提出，的确存在于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东方写作方式，但这既不是归纳式的，也不是演绎式的，而是他称之为的"半归纳式"（quasi-inductive），在这种写作方式中，话题的引出常常隐藏在语段之中某处，而不是出现在语段开头或结尾之处[11](pp.89-90)。

    Hinds还曾提出了读者责任型语言/作者责任型语言的观点来解释东方语言与英语的这种差异。读者责任型的语言要求读者对文章作品的理解负主要责任，要求读者自己去弄清小句以及命题之间的各种语法和逻辑联系。而作者责任型语言则假象读者对文章的内容甚至各个命题都缺乏了解, 作者要对读者的理解尽最大可能的责任[ 10]。 一般认为，英语基本上是作者责任型语言，作者要对读者的理解负责；古代汉语是典型的读者责任型语言，作者写作时连标点符号都完全不用。近代以来，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汉语不断向作者责任型语言靠拢，但主要还是读者责任型语言。

这些观点当然都有一定道理，从不同角度概括和解释了汉语与英语之间存在的差异，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二元对立的划分难免有过度概括之嫌，有可能把本来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比如，非直线发展方式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无论是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中，非直线发展方式不一定都只有一种类型。以下就是一个非直线发展的汉语段落, 但似乎很难把他归入螺旋型一类：

   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拨款，体现了政府对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关心和支持。在  

当前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应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筹集资金。社会各界要积

    极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工作不仅使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维    

    护，还追究了侵权者的责任，扶正又祛邪，扬善并惩恶，为法律援助捐款，社

会效益十分明显。要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参加法律援助行动，授予

法律援助资格，在当地法律机构统一安排下为经济困难的人提供法律帮助。

（Para.5,C4）

    此外，各种语篇修辞模式及它们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在不同文化中其实可能都是存在的, 但主流文化通常鼓励某种模式而排斥和贬低其它模式。 Clyne的研究曾显示，在澳大利亚的学校，无论内容如何，获得最好分数与评语的学生论文基本上都是那些以直线推进方式写成的，采用迂回方式的论文通常都得分较低，并往往被教师视为重点不突出﹑组织结构混乱﹑缺乏相关性与连贯性 [7]。这自然会压抑非直线发展方式在英语中的使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一种语言中多种语篇修辞模式的共存共现也许会越来越常见，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可能只体现在各种模式分布状况的不同上。结合写作目的﹑读者对象﹑篇章体裁﹑内容主题等因素来具体地分析它们在特定语言中的分布，应该是语篇修辞模式跨文化对比研究的重要任务。

4 结语

本文介绍了我们所进行的语篇对比分析研究，主要对比了汉英论说文在修辞结构上的一些特点。从中发现，汉语和英语不仅在衔接手段的使用上侧重不同，而且在语段发展模式的分布上也存在一些差别。我们的研究对Kaplan关于汉英修辞模式的观点进行了检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论断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定型（stereotype），并且基本上是以英语主流文化的语篇模式为中心来审视和评判其它语言，而不是跨语言与跨文化的互为参照，未必能够真正反映出其它语言的本质特征。先入为主地把英语语段发展方式视为直线型，这本身就反映了一种民族自我中心倾向。

究其原因,这恐怕与对比修辞研究是在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环境中发展起来有关。迄今为止, 许多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为了改善在世界各地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英语教学，对比也常常都是在英语和某一种其他语言（如汉语、阿拉伯语、朝鲜语、日语、芬兰语等等）之间进行。英语无形中成了衡量其它语言的参照标准。而且, 虽然对比修辞研究大多都以定量的描述性研究为主，但定量分析本身并不能完全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和充足性。在定量统计和分析描述时，我们所依据的理论框架与概念, 我们所使用的方法、模式和手段，基本上还都是从西方语言学中拿来的，是在研究英语等西方语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对于分析和描述非西方语言是否都合适，也许还有待探讨。换句话说，以英语这把〝直尺〞来衡量其他语言，对其他语言是否公平？因此, 超越民族自我中心倾向和定型的过度概括，增加跨语言与跨文化的互为参照, 可以说是今后跨文化对比研究努力的方向。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给跨文化语篇对比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汉语和英语在语篇修辞模式方面的区别和差异究竟是类型上的﹑还只是程度上的，这还需要在分析更大规模语料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研究才能下结论。过去对比修辞研究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就是分析样本往往不够大。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也许是当前对比修辞研究最紧迫的任务。此外，当跨语言对比分析延伸到语篇层面上时，语言运用与文化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一种语篇修辞模式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与一种思维模式相对应，修辞模式的选取主要与文化中哪些因素有关，同一文化中不同体裁文体之间在修辞模式上有何异同，这些异同是否超越了特定语言与文化的界限，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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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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