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阿巴斯√] 阿巴斯拍完[何处是我朋友家]之后继续对低年级小学生的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形式与他1984年的[小学新生]相似，不过是他自己来问一年级的学生们为什么没能完成作业（阿巴斯真是个聊天高手……）。这种“重复”逐渐揭示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小孩子们“只知道惩罚，不知道表扬是什么”）。不过今天看，本片最触目惊心的还是要数“学校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宗教教育（集体的诵经-教义问答）和意识形态灌输（萨达姆下地狱！），这一点是他之前几部小学生题材没有涉及到的面向。

73分钟版。对低年级小学生家庭作业的采访引出伊朗教育问题及社会问题，导演提的问题固定那么几个，回答也大多一样，学校压力，家长能力，宗教洗脑，仇恨教育，手段也没有多新鲜，跟我们差不多，亮点是最后那个心理问题的小朋友。频繁出现摄影机镜头，意味着拷问观众，或者也是在问询观众

一部充滿作者電影味道的紀錄片。彷似《旅客》的延續，一時分不清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

纪录片应该就是本片这样的，人物是引导型创作者+尽可能真实的纪录主体。完全区别于CCTV式的摆拍的纪录主体+引导型解说词+只是为了显示引导是正确的而请来出镜的专家。

从阿巴斯的作品谱系来看，这部纪录片实际具有相当重要的过渡性意义，承前《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作业”以及儿童教育主题，启后《特写》的“介入”以及虚实电影本体。某种意义上，《家庭作业》确乎标志着阿巴斯电影创作的范畴转向，即从内容外展到了形式，尤其是他在影片中不断有意识地对创作者以及电影形式本身进行“自我指涉”，对准孩子们的镜头频频被转向摄影师、灯光师以及导演本人——这大概声明了一种并不意图掩藏自身的作者立场，进而拆解了一切潜在的“客观性”视点。正是基于受访儿童与访问导演之间的90度正反打缝合，某种更加“平视”的关注方才有可能建立起来，阿巴斯的深远之意或许也在于此。另外，“声音”与“影像”在本片亦正式在阿巴斯那里获得了相对独立性，“同期声”已被揭示为“伪装起来的”再现。结尾的定格与《四百击》同妙。